卫立煌曾赞八路军能干:一连血战两千日军

来源:http://www.prospettivedarte.com 作者:集团文学 人气:151 发布时间:2019-05-15
摘要:在这种形势下,卫立煌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又是朱德的挚友。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他非常焦急和为难。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

  在这种形势下,卫立煌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又是朱德的挚友。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他非常焦急和为难。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因此,华北的前途是光明的。”(21)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朱德他们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壶关附近的龙溪镇宿营时,恰逢该地驻军一二九师暂编新一旅旅长韦杰结婚,朱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韦杰曾担任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朱德很了解他。在婚礼上,朱德风趣他讲了些祝贺喜庆的话,接着就讲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范汉杰、孙殿英等国民党军队就在你们周围,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他们交往中注意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11)当他了解到韦杰前几天曾截击一部日军、缴获甚多后,很高兴,要了一些战利品,准备带到洛阳去送人,使他们了解八路军抗日的实际情况。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这件事对卫立煌的影响极其深刻。

  此行当可慰同仇。”

相聚北京促进统一

  局势确实比较复杂。如果不是全局在胸,不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容易被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那种剑拔弯张的紧张气氛所迷惑;从而作出过分的反应。在朱怀冰部被击败后,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把第九十军调到晋西,命令庞炳勋、范汉杰、刘勘、陈铁各部主力集中到太南周围,还准备再增调六个师渡河北上,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②但他也知道已不可能再从八路军手中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了,因此下令:“冀察战区鹿忠司令所属庞炳勋军、石友三军、朱怀冰军、孙殿英军、孙良诚游击队,河北民军乔明札部及其他游击队、地方团队等着概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③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

未曾见面协同抗战

  卫立煌和朱德的会谈,气氛很融洽,朱德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有些事情他作不了主。在他们交谈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致电卫立煌,提出种种限制陕甘宁边区活动和八路军发展的意见。朱德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等,指出:这是国民党方面“已经提过的问题,是讨价还价,毫无诚意,难得结果。在华北他们利用中间力量来磨擦”;“我们只有同卫(立煌)弄好关系,注意实际配合,加强争取,同时忠告卫,我们决不与他争。”(12)卫立煌本来还准备向胡宗南就陕甘宁边区问题作些调解。但蒋介石知道后,立刻电卫说:“这个事你不用管。”(13)事实已经表明:尽管朱德在洛阳的谈判比较顺利,但如果到重庆去谈判势必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不容易得到结果。这时,到苏联去治病的周恩来已回到延安,他对同蒋介石谈判有着丰富的经验,又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团长和南方局书记,可以较长期地留在那里。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朱德同卫立煌谈判后就回延安,不再到重庆去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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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经过新一旅同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六师防区的交接地带。前不久这一带曾被日军侵占,这时已被打退,国共双方军队在这里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知道朱德一行要来,二十六军军长范汉杰派队前来迎接。二十八日,他们到达范汉杰驻地附近宿营,随行卫队加强了警戒,再前进就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二十九日,为了探清前进路线并和范汉杰商谈解决新一旅同范部冲突的问题,他们曾停留一天。三十日,范汉杰加派一个连护送。

1940年3、4月间,为诋毁和打击在华北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蒋介石公然命令晋冀豫区的八路军撤出上党地区,交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八路军退至白线以东,邯路以北地区,并责令卫立煌予以指挥实施。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朱德和八路军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4月中旬,蒋介石命卫立煌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这引来了蒋介石的斥责,也让卫立煌陷入“两难”境地。面对朱德这位兄长般的挚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残呢?无奈,他只好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谈判之初,为避蒋介石等顽固派所谓“近朱者赤”的谣言,两人并不见面,而是由各自的随员相互传话,交流看法和意见。

  但当时有些干部并不完全了解这场反磨擦斗争的性质和方针,只是沉浸于军事斗争胜利的兴奋中,想给对方以更大打击。朱德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图快一时的盲目行动。”①还有些干部误认为国共双方在河北打起来是一种决裂,并认为将从小决裂发展到大决裂。针对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明确宣布: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方针不变。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1年第11期,原题:《朱德与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上午八时,车队出发。傍晚歇宿在铜川。朱德和茅盾的住处相近。晚饭后,朱德前去拜访茅盾,他们侃侃而谈的话题是杜甫和白居易。闲谈中,茅盾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17)第二天下午一时许,经过中部县时,根据朱德的提议,前去拜谒黄帝陵。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拾级而上,来到陵前。驻守黄陵的卫兵说,这里是国防重地,奉令不让参观。但黄陵管理处的负责人看到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前来,就特别通融,陪同参观。朱德请茅盾向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茅盾记载当时情况说:“总司令接着讲话。他很幽默他说,刚寸沈先生(18)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蒋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国共军事摩擦也日渐多了起来。1939年1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期间,卫立煌同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刚到洛阳,朱德在卫立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等汉好、投降分子和磨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

1955年3月15日,他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前方的同志,包括朱德本人没有想到他这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没有再回华北前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38年2月,日军集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自从朱德和卫立煌一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发现卫立煌接受了朱德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好好打一仗的意愿甚是坚强,所以,朱德也一直不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

  八路军各部都担心朱德此行的安全,因为南下途中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和某些对八路军对立情绪仍很严重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但朱德却从容沉着地对待这一切。出发前,他先去潞城北村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等研究工作。四月二十五日,等王藻真一行来到北村后,就一起出发,前去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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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最近华北敌人的企图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时,朱德指出:华北敌军不包括伪军在内约有五六十万人,正在加紧修筑堡垒;公路和铁路,同时不断“扫荡”抗日根据地;但八路军、游击队也很活跃,力量相当强大,冀东、平西、门头沟、西山也都是我们的活动地区。现在敌人把利诱和威胁配合起来,除用武力外,还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的对策就是巩固和发展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见如故生死相交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八路军总部出发,经过晋城、阳城等地,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朱德此行的实际目的是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接到电报后,卫立煌亲自安排,要求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而组建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做好热烈欢迎的准备。朱德要来辛庄那一天,卫立煌在村口等候多时。相见之后,两人热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话不绝口。当天晚上,在村内离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开了欢迎大会,朱德讲话完毕,工作团里的同志就带领大家高呼“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制造团结气氛。朱德和卫立煌单独谈了两整天。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朱德仍坚持以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注意掌握分寸,在军事反击中适可而止,及时主动后撤,作出适当让步,以争取国内和平,为下一步谈判打开大门,使顽固派知难而退,并争取中间分子同情,从而继续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10月上旬,朱德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在谈到河北灾情和八路军对放赈的意见时,朱德介绍了河北各地遭受的兵灾、水灾、旱灾、虫灾的严重情况。指出,根据地军民正在依靠自己,克服灾荒造成的困难。他说:河北同胞听说中央要放赈,就往大后方打电报呼吁,望眼欲穿;可是直到现在还得不到实惠。最近平原地区正在修堤,要化八百万元,希望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完成这项工程,这样下半年河北的河水就不致再决口了。

当时卫立煌住在晋城西面40多里的陈村,朱德则住在晋城北面的一个小村里。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区。按照这个协议,八路军自动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除陕甘宁特区和晋西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北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属于八路军驻防的“特区”,为稳定华北抗战局面、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朱德和卫立煌这次在晋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更为化干戈为玉帛,感到由衷喜悦。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杯。

  五月四臼,又要通过日军封锁线,由第九军派人前来迎接。当朱德一行正准备越过封锁线时,日军忽然发来炮弹五、六十发,因此到黄昏后才重新前进。当夜十时通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的封锁线。这里离日军驻地不过五六里路,白天还有二百多日军曾停留在此。过封锁线后,由当地群众作向导,走小路西行。一路上,经过高山峻岭、浅溪深谷。月色昏暗,只有星光稀微,隐约照人。凌晨到达马街,第九军一个营在这里迎候。五日,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

抵制摩擦默契抗战

  五月六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七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到码头迎接。下午六时许到达洛阳。卫立煌早就盼望朱德前来。为了便于交谈,他把朱德和康克清安排在自己的驻地住宿,其他随行人员住在第九军军部。当时洛阳的情况很复杂,既有大批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又有不少在反磨擦斗争中吃了败仗而又不甘心的顽固派头面人物,他们企图为难甚至加害朱德。但是,卫立煌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并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他对朱德热情接待,使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他心情激动,想起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想起与朱德多次彻夜长谈,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他致电朱德,希望适可而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这个意见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因为进行这样的反磨擦斗争本来是不得已的,中共和八路军方面决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在接到卫立煌来电后,朱德就下令部队停止追击,适当后撤,准备谈判。但是,蒋介石仍一再命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并要他去重庆汇报。这使卫立煌焦虑异常。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他匆匆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晋城,表面上是前来部署向八路军进攻事宜,实际上却是希望同朱德会晤。④他在离开洛阳时,曾向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希望同朱彭会谈。⑤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后,致电前方,表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谈判要点,除重申团结愿望、划分作战区域等外,还提出八路军增饷、扩编等要求。⑥由于八路军主动后撤,双方在实际上已停止军事冲突;但是,相邻驻军之间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仍发生一些小的磨擦。日本侵略军借此挑拨国共关系,在长治城内贴满了“中日联合起来铲除八路”的标语。⑦他们还乘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形势的紧张,使朱德暂时无法抽身前去同卫立煌会面。而由于晋城受到日军攻击,卫立煌也不得不回到洛阳。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五月一日,朱德一行到达第四十六军军长李家钰的司令部。李家镊在东路军时期,曾接受过朱德的指挥。二日,因为天雨,又停留一天。朱德利用这个机会向李家任介绍了晋东南的敌情,谈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由于他态度诚恳,讲得有理有据,收到较好的效果。三日,李家钰也派一连步兵护送。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五月十六日上午,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的委员们来看朱德。朱德同他们谈话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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